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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取得中的“转移”行为

点击:时间:2021-03-17

法典化的完成标志着我国民法体系建设中价值判断的基本完成,以立法为目的的理论研究自然会转向法律解释学的视角,从而更加关注如何使《民法典》构建的规范性体系得到更准确的理解和更高效的运行。这种偏向看似平淡无奇,却意外地给一些民法理论中的“老生常谈”赋予了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所讨论的善意取得制度中“转移”行为的性质和效力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民法典》的实践背景下持续了很长时间。

关于善意取得中“转移”的性质和效力,民法学界存在诸多争议。比较法主要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物权变动的不同模式上。在“债权意向性”和“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中,“转让”行为的性质是债权行为;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中,“转让”行为的性质指向抽象独立的物权行为。理论上主要体现在不同甚至矛盾的学术观点上。有学者基于《民法典》第15条认为我国立法已经承认了物权变动中债权行为不同于物权行为的事实,而反对的学者则认为该条只承认买卖(转让)合同可以产生债权效力,但物权变动是否需要物权协议并不明确。基于以上,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善意取得中“转移”行为的性质和效力。问题的核心在于基于法律行为的产权变动中是否存在独立的抽象产权行为。

至于善意取得规则中“转移”的性质和效力,我国实在法规范中存在诸多不一致之处。《物权法》颁布前,善意取得中“转让”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包括《民法典》第106条、第21条、第51条、第3条。另外,《物权法》似乎有“推论”的规范性意图。其中,《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06条在基本法律层面确立了善意取得的规则,《合同法》第21条规定“转让合同”效力的缺陷阻碍了善意取得的适用,《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的效力待定,但《民法总则》第3条规定无权处分有效。同时,《物权法》从确定法律行为效力的理由中删除了未经授权的处分,这似乎支持这一点

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法律规范在善意取得中“转移”性质的认定上,可以模糊地归纳出一种相对统一的趋势。一方面,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都表明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是有区别的,认为“转移”行为在性质上应属于物权行为。比如《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三条承认无权处分的效力,只有在区分债权和物权的前提下,将买卖合同视为债权而非物权,才能在逻辑上有效。《合同法》虽未说明,但不再规定无权处分,应作为对《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范立场的支持。因此,当受让人基于善意取得的原因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时,“善意”所弥补的是买卖关系中物权行为处分权的缺失(原因详见下文)。如果从时间维度上观察,《民法总则》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可以看作是对《民法总则》第51条思想的修正,也表现出了承认产权的趋势。

另一方面,如果《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1条中的无权人的转让合同是无效合同或基于欺诈、胁迫或利用他人危险的可撤销合同,受让人不能主张善意取得。这无疑背离了《民法总则》第三条的趋势指引,否定了买卖关系中物权行为的抽象存在,继续符合《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五十一条,强调了买卖合同本身既是债权行为又是物权行为的“一体化”理解。总的来说,《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结论显然是建立在不区分债权和物权的前提下的。如果接受物权行为理论,无权处分只会导致直接变更权利的物权行为效力待定,不会影响以设定负担为基本功能的债权行为效力。此外,如果用物权行为理论来分析,《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21条规定的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受阻的原因在逻辑上是明确的。具体来说,如果转让合同只指向债权行为,无论其效力是无效还是可撤销,都会导致第二十一条无法实现其预设的规范效果。因为,当只有债权行为无效或可撤销,且相应的物权行为没有此类缺陷时,阻碍物权变动效力的唯一障碍就是无权处分,这恰恰是善意取得制度在功能上能够矫正的缺陷原因。那么,基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善意取得制度应当在逻辑上完全适用。也就是说,只有在不承认物权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将转让合同视为债权行为时,第21条规定的情形才能实际阻碍善意取得规则的适用。因此,《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21条关于确定未经授权的处置者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性质的立场实际上退回到20年前《合同法》第51条,从发展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过时的”。

事实上,善意取得规则中判断“转移”行为的性质和效力的逻辑在理论上并不复杂,基本上可以描述为:以“转移”行为的性质为前提,然后讨论“转移”行为的效力状态是否成为善意取得的必备要件。如果“转让”行为直接指向物权行为,那么基于“物权行为理论”,债权合同本身与受让人能否援引善意取得规则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无关,因此其效力状态当然不问;但是,物权行为在与债权行为相同的法律关系中的效力状态应当纳入构成要件的考量。理论上,物权行为的效力是容许有瑕疵的,但容许的瑕疵应当限于无权处分。这是因为只有无权处分才能被善意取得制度纠正,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基础是物权变动的公信力。具体来说,首先,受让人对公示所塑造的物权的法律外观可能具有善意的信赖;其次,受让人可以基于该信托决定从事交易活动,获得合理利益;最后,民法的基本价值决定了信托利益值得保护,即善意取得适用。至于导致法律行为缺陷的其他原因,如违法、欺骗、胁迫、重大误解等。它不是对强制性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也不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侵犯,也没有被“善意”纠正的可能。

《合同法》第311条以继承原文的方式沿袭了《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106条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同时,从《合同汇编》中删除了“无权处分”的所有规定。因此,第311条中只有一条规定来论述《物权法司法解释(一)》中善意取得制度的规范基础。因此,第一,原则上,无论“转让”行为的效力如何,原所有权人都有权主张返还原物;二是例外,即无论“转让”行为如何有效,只要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受让人就可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如果前者不明确是否承认物权行为,后者善意取得规则的确立几乎可以明确解释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区分的事实表现。原因是,在理论层面上,用物权行为理论来清理善意取得的规则逻辑更为清晰,因为转让中的债权行为与物权变动无关,所以忽略了其效力,物权行为的效力直接决定了物权能否变动。因此,当物权行为可能因处分权缺失而阻碍物权变动时,法律选择受让人的“善意”来弥补缺陷。在实在法方面,《合同法》是“母法”,其在民商事领域的法律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在《民法典》下讨论问题时,没有必要考虑上述司法解释的存在与否。实际上,笔者更愿意将《物权法》第311条作为立法者对善意取得制度“留白”的意图,为今后该条的系统适用留下合理的解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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